首页十大期货配资公司排名 希特勒的贝格霍夫社交圈，进入条件取决于希特勒对他的好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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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1936年，成为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·冯·里宾特洛甫秘书的莱茵哈特·施皮钦，在1937年1月第一次去贝格霍夫做客时大吃一惊：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，在大客厅里进行深入的交谈，时而来回踱步。
突然通向起居室的沉重的帷幕被掀开了，一个年轻女子对着屋内喊道，他们应该去吃饭了，客人们没法再等了。他“如遭雷殛”，施皮钦写道，“谁敢这样对元首说话？这个女人是谁，她来自何方？”
希特勒与爱娃·布劳恩的秘密关系
饭后里宾特洛甫的陪同，向首席副官布吕克纳询问详情，对方回答说：“我们的元首也有过私生活的权利，我奉劝你，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你看到和听到的有关事情……最好你自己也忘掉它，否则……”言语之中明明白白带着威胁，于是他自己也“乖乖地加入了立誓保密者”的行列，莱茵哈特·施皮钦在回忆录中坦白地说。
展开剩余90%除了保密规定之外，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防止希特勒与爱娃·布劳恩的秘密关系外泄的措施，遇到正式的接待任务或者外国客人来访，她必须退回自己的房间，也就是说假装她不存在。希特勒“显然想让情妇在社交场上谨守本分”，阿尔伯特·施佩尔认为。
他误判了贝格霍夫男主人的主要动机——他想让自己的私生活避开公众的视线，以此维持“为民族日夜操劳的孤独元首的神话”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爱娃·布劳恩也不能和元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。
党代会期间她在海因里希·霍夫曼及其家人，和其他随从人员的陪同下，抵达纽伦堡，从来不住在希特勒下榻的宾馆里。只有一张公开发表的新闻图片上，能看到她和希特勒在一起。它拍摄于1936年2月，加米施—帕腾基兴冬季奥运会，爱娃·布劳恩站在独裁者身后的第二排。
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，都想不到她和希特勒之间，居然有着亲密的关系。希特勒出访国外期间，比如1938年5月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，与其他纳粹高官们的夫人不同，她始终与希特勒保持着距离，也没有参加任何正式的活动。
虽然有种种保密措施，但是社会上还是流传着一些关于“元首”情人的传言。副官尼古拉斯·冯·比洛，于1937年11月头一次来到贝格霍夫，并认识了爱娃·布劳恩，他回忆说，随后他应邀去国防部部长布伦堡家做客，希特勒的私生活曾是他们“谈论的话题”。
鲍尔机长也提起过，“慕尼黑人偷偷议论着希特勒和爱娃·布劳恩的风流韵事”。1937年秋季，捷克的一份杂志，刊登了爱娃·布劳恩摄于贝希特斯加登的一张照片，图注是“希特勒的蓬巴杜夫人（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情妇）”。
布劳恩家的一位朋友，在维也纳出差的途中买了一份杂志，他把它拿去给弗雷德里希·布劳恩看，随后弗雷德里希·布劳恩狠狠地骂了女儿一顿。内林·E.甘自称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得知了此事。但德国民众没见过这本捷克出版物。只有少部分知情者了解爱娃·布劳恩的真实角色；大多数德国人到战争结束时都不知道爱娃·布劳恩的存在。
即使对圈内人来说，希特勒与爱娃·布劳恩的关系性质，也同样显得暧昧不明。表面上她是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“私人秘书”，有其他人在场时，希特勒对她的态度显出一种“不自然的距离感”。他避免任何亲昵的举动和温情的交流。
爱娃·布劳恩像贝格霍夫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称他为“元首”，他则以“布劳恩小姐”或者“爱娃小姐”相称，只是偶尔叫她“傻孩子”。起初有其他人在场时他们彼此用“您”的敬称，后来在随从们面前才换成了比较亲密的“你”。“局外人难以觉察到，希特勒与爱娃·布劳恩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”，尼古拉斯·冯·比洛评论。
爱娃·布劳恩被希特勒的遗嘱称为第一继承人
毫不奇怪，1945年之后对两人感情生活的各种猜测纷起，即使熟识希特勒的人对此也意见不一。同时代的证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说法多不可靠，历史学家们应该抱着怎样适当的怀疑，听取他们的证词，阿尔伯特·施佩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，他曾经多次自相矛盾。
1945年夏季在克兰斯贝格城堡第一次接受审讯时，他说希特勒一直对爱娃·布劳恩——“他爱的女人”——忠贞不渝：“她对他来说很重要；谈起她时他总是带着极大的尊重和内心的崇拜。”1949年3月在施潘道监狱里，他却开始怀疑希特勒对爱娃·布劳恩，“是否真的有类似友谊、感恩和忠诚等真挚的感情”。
在他坐牢时开始撰写的、1966年10月被释放之后，于1969年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，他的怀疑变成了确认。他将希特勒描述成一个感情粗鄙的无情暴君，他竟然当着爱娃·布劳恩的面说过这类话：“智慧超群的男人应该和质朴愚笨的女人在一起。”
在他与大力促成其回忆录出版的，约阿希姆·费斯特的交谈中，施佩尔表示，希特勒与爱娃·布劳恩关系的实质“很容易破解”：他认为“只不过为了某些自然的需求”——也就是说为了“调节荷尔蒙激素”。施佩尔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从何而来。
如果希特勒身边真的有人了解他和爱娃·布劳恩之间的性关系，那也只能是生活在贝格霍夫的人——管家夫妇、仆人、打扫房间的女仆。但他们日后被询问时，给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。贝格霍夫的管家德林声称，他和他的妻子“特别留意过床单衣物”，但他们都没见到，“能够证明希特勒与爱娃·布劳恩有亲密关系的证据”。
他们之间甚至谈不上“真正的友谊”，“只是平淡无奇的熟人关系而已”。而仆人林格则确信希特勒爱着爱娃，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，他甚至声称自己有一次撞见过他们“在紧紧拥抱”。
德林继任者的妻子，格丽特·米特施特拉塞尔也理所应当地认为，希特勒和女友睡过觉。她曾经告诉清扫女仆安娜·米特施特拉塞尔，当希特勒住在贝格霍夫期间，她从药店里买过让爱娃推迟经期的药。
事实上有些证据确实证明了，在表面的冷漠态度之下，希特勒暗中与爱娃·布劳恩保持着正常的爱情关系。爱娃·布劳恩绝非仅仅是希特勒的“花瓶”，也不光是“用来摆脱所有纠缠不清的女性的盾牌”，她在他的私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——有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：1938年5月2日，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几天，希特勒订立了第一份书面遗嘱，因为他担心在旅途中遇到不测。
在遗嘱中“慕尼黑的爱娃·布劳恩小姐”被称为第一继承人。他死之后，她“能终生每月领取1000马克，即每年领取12000马克”。第二位和第三位继承人才是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安格拉·劳巴尔和妹妹保拉，她们也能得到相同的数额。
贝格霍夫社交圈
谁属于贝格霍夫圈子，谁又不属于贝格霍夫圈子？最重要的选择标准不是他在纳粹等级制度中的官位，而取决于希特勒对他的好感。同时也看那个人是否懂得如何与爱娃·布劳恩相处，并接受她在贝格霍夫的角色。希特勒喜欢让他感觉舒服和放松的人——不管男人还是女人——围绕在自己的左右。与总理府不同，贝格霍夫小圈子有更多的家庭氛围，有更多女性元素的加入。
这个选择标准解释了，为何在上萨尔茨贝格拥有房产的戈林，不属于贝格霍夫。他只为了公事而来，希特勒与他并无私交。希姆莱也是一样，希特勒称赞他是“全国恐怖和镇压机器的无情的组织者”，但在小圈子里嘲讽过他的“日耳曼狂热”。
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，虽然1938年2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外交部长，但是严格地将他摈除于贝格霍夫私交圈之外。而里宾特洛甫的联络人——瓦尔特·海威尔大使，却得到了希特勒的喜爱，因而被接纳到贝格霍夫圈子。
鲁道夫·赫斯只是以职务身份出现在贝格霍夫。“希特勒夺权”之后， “元首副手”逐渐失去了1933年之前，他当希特勒私人秘书时，享有的特殊地位。马丁·鲍曼在这方面超越了他，由于在重建上萨尔茨贝格过程中，马不停蹄地工作和妥善地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，他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。
此外他特别关照爱娃·布劳恩，正如奥托·迪特里希意识到的，希特勒“在这一点上特别敏感”，因此鲍曼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鲍曼是希特勒在贝格霍夫“离不开的影子”，他的妻子格尔达却不一样，她是“纳粹党最高法官”——瓦尔特·布赫之女，婚后两人不断地生孩子，只有得到她权欲熏心的丈夫的允许，她才能来贝格霍夫做客。
戈培尔在贝格霍夫的地位处于二者之间，他和他的妻子玛格达·戈培尔，虽然经常接到以私人身份做客贝格霍夫的邀请，但不同于在柏林时，他们不属于贝格霍夫的固定成员。多半情况下他们只在贝格霍夫逗留短短数日，住在距离贝格霍夫有一段距离的贝希施坦因别墅，1935年之后它变成了专门招待纳粹精英的宾馆。
阿尔伯特和玛格丽特·施佩尔夫妇，才属于受欢迎的长期客人。这位建筑家从1933年至1934年就陪希特勒来过贝格霍夫，后来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希特勒，显然她立即博得了希特勒的好感，她也进入了贝格霍夫的圈子。施佩尔在上萨尔茨贝格安家显然是希特勒的主意。
遇到特殊的日子，例如希特勒的生日，施佩尔的孩子们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带过来，向“元首”献花。施佩尔回忆说，希特勒肯在孩子们身上花心思，甚至试图“像父亲和朋友一样对待他们”，但是他没有找到正确的坦诚方式，“说几句慈爱的话”后就转移了话题。
施佩尔夫妇尤其关心爱娃·布劳恩。他们一起去滑雪，希特勒紧皱双眉跟随着他们，因为他担心会发生事故。他压根讨厌雪，“这种冷冰冰无生命的元素让他本能地感觉陌生。雪景总是能刺激到他。”
施佩尔在回忆录中的描述让人觉得，他“出于同情”关怀这个“迷恋希特勒的不幸女子”，可我们必须像海克·格尔特马克那样，对此打上一个问号。施佩尔和鲍曼一样，早就了解爱娃·布劳恩在希特勒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，他明白，通过与她的友谊，他能进一步拉近与“元首”的关系。
《参考文献》
海克·B.格特马克尔，《爱娃·布劳恩——与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》，2010年，128-134；
武尔夫·史密特，《希特勒的医生卡尔·勃兰特》，2009年，103-106；
卡琳·威兰德十大期货配资公司排名，《黛德丽和里芬斯塔尔——新女性的梦想》，2011年，108-115；
发布于：天津市